年内7家城商行获批增资，地方国资成“输血”主力，此举意义何在？

据财闻统计，今年以来，至少有7家城市商业银行（简称“城商行”）获批增资，还有4家城商行公告通过发行股份或资本工具补充资本。

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付一夫指出，城商行增资是由资本承压、监管趋严、业务扩张与风险抵御等因素综合驱动的。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数据，2025年四季度，各类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指标中，城商行水平最低，且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的15.46%。

此轮城商行增资，地方国资成为主要入股力量。对此，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对财闻指出，国资入股城商行，一方面有助于避免出现区域性金融风险，另一方面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对当地金融资源的引导能力。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提醒称，要防范国资入股后的过度干预及退出机制缺失等问题。

城商行集中增资

3月7日，成都银行（601838.SH）公告称，已收到《四川金融监管局关于成都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》，同意注册资本由37.36亿元增加至42.38亿元。

据财闻不完全统计，参考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行政许可信息，除了成都银行，今年以来，还有6家城商行获批增资。

1月4日，新疆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，同意新疆银行注册资本由79.06亿元变更为122.23亿元；同日，四川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，同意雅安商业银行增加注册资本9.57亿元，增至28.57亿元；1月6日，青海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，同意青海银行增加注册资本6.48亿元，增至32.05亿元；1月7日，山东金融监管局披露，同意临商银行注册资本增加6.4亿元，增至50.73亿元；1月21日，山东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，同意东营银行注册资本增加4.47亿元，增至48.43亿元；2月10日，山西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，同意山西银行注册资本由258.94亿元变更为273.09亿元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部分城商行公告通过发行股份或资本工具补充资本。1月4日，河北监管局披露信息，同意保定银行变更注册资本方案，募集股份2.5亿股。1月9日，广东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，同意广州银行发行不超过100亿元（含）人民币的资本工具。1月23日，九江银行（06190.HK）公告称，已收到九江市财政局、兴业银行（601166.SH）出具的意向函，拟认购该行内资股。2月10日，湖北银行披露的定向发行报告书显示，该行已完成18亿股股份定向增发，募集资金总额达76.14亿元，注册资本增至94.12亿元。

从商业银行整体情况来看，城商行资本补充压力相对突出。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近期公布数据，2025年四季度，商业银行“资本充足率”指标中，城商行、民营银行、农商行、股份行、国有行、外资银行依次为12.39%、12.55%、13.18%、13.58%、18.16%、20.36%。其中城商行最低，且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的15.46%。

城商行增资的核心原因是资本承压、监管趋严、业务扩张与风险抵御的综合驱动。付一夫对财闻表示，一方面，城商行普遍面临资本充足率压力，需满足更严格的监管要求，夯实风险抵御能力，应对经济波动下的资产质量与不良风险。

另一方面，随着业务扩张、信贷投放、普惠金融与区域服务需求上升，城商行需要充足的资本支撑规模与结构优化。同时，部分银行股权结构分散、治理效率不足，增资可优化股权、提升治理水平，为长期稳健发展与服务地方经济筑牢基础。

地方国资入股

值得关注的是，此轮城商行增资，地方国资成为主要入资力量。

在上述提及城商行中，新疆金融投资（集团）入股新疆银行37.77亿股；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等入股雅安商业银行；西部矿业（601168.SH）、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入股青海银行；山西省财政厅注资山西银行，持股5.18%；53家法人股东参与认购湖北银行的18亿股定向发行，其中35家为新增国有法人股东；兴业银行、九江市财政局意向认购九江银行拟发行的内资股。

另据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《中小银行发展报告2025》，2024年以来，有超过30家城商行进行了增资扩股，其中各类国资主体（尤其是属地国资）成为最主要的入资方。

该报告指出，国资入股不仅可以充实中小银行资本，提升其市场认可度，还能通过人事任命董事会等渠道加强对银行的控制力，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，规范关联交易、利益输送等潜在风险。

袁帅对财闻指出，城商行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金融枢纽，其经营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区域内小微企业融资、基建项目推进等关键领域，当城商行面临资本压力时，国资出手可以快速筑牢风险防线，避免出现区域性金融风险。同时，还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对本地金融资源的引导能力，推动城商行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地方重点产业和民生项目，实现金融资源与地方发展战略的精准对接。

柏文喜对财闻表示，国资入股确实有助于推动城商行治理优化、业务转型、资本补充长效机制建设，还可能重塑区域金融生态。但也要防范过度干预及退出机制缺失等问题。他认为，城商行应将资本补充与体制机制改革相结合，逐步实现从“外部输血”到“自我造血”的转变。

广州思益得首席策略官陈彦颐向财闻分析称，随着部分城商行由“民营主导”转向“国资控股”，如何在强化管控的同时保持市场化活力、避免行政干预过度，将成为未来治理的关键。